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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哲学简论——徐文明

发布日期:2022-01-14 20:53   来源:未知   阅读:

  佛教是由释迦牟尼(前565—前486)创立的,释迦牟尼原名乔达摩·悉达多,生于迦毗罗卫的蓝毗尼(今在尼泊尔王国境内),为净饭王太子。佛教开始流行于古印度地区,后来又南传至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北到中亚细亚,并于公元前2年传到中国,又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日本等国,成为流行甚广的世界性宗教,信徒众多,影响巨大,是活跃至今的一个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宗教。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初,是想寻求使众生得以解脱的途径,本无意于使之成为一门学科或哲学,但佛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又融入了不少哲学的成分,逐渐形成以现观实相、解脱人生为目的,以思维深刻、逻辑严密为特色的佛家哲学。

  佛教将事物分成有情与无情两种,有情指有生命的事物,无情指无生命的存在,但其划分方法与时下不同,草木一类植物在佛教看来属于无情。佛教之所以将事物分为有情无情两种,是为了体现对生命即有情众生的关注,因为只有有情众生才会有痛苦的感觉,才需要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关爱生命、重视解脱是佛教的根本特点。虽然佛教强调众生平等,但人在各种生命中的核心位置是不容否认的,因此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关注、体察就成为佛教的核心问题,人的解脱成为佛教的主要目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佛学也就是人学,人生哲学是佛教哲学的中心和主体。

  出于对有情众生的关爱,佛教特别强调解脱论,而对与解脱关系不大的知识论不是特别关注。一般来说,佛教不考虑与解脱无关的问题,不重视对无情之物即器世间的认识,因为无情既没有感受,又没有痛苦,不存在解脱的问题。在佛教哲学中,解脱论是放在第一位的,只有与解脱有关的知识才是必要的,可以说是解脱论优先于知识论。释迦牟尼的学说未提及本体论,他提出“十四无记”(记是分别,即对十四个问题不加分别),对宇宙是常还是无常、宇宙是有边还是无边、生命死后是有还是无、生命与身是一还是异等当时学术界共同关心和经常讨论的问题避而不谈,因为这些问题是与人生解脱无关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虚假问题,所以不必在这方面浪费时间和精力。

  释迦牟尼认为,生命的解脱不仅是唯一重要的问题,也是十分急迫、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众生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紧急关头,应当放弃没有意义或并不急切的高谈阔论,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来治病救人。佛在《中阿含·箭喻经》中举例说明这一观点,指出如果一个人中了毒箭,最要紧的是进行急救,而不是先研究发箭者的身世、他为何发箭等并非急切的问题。

  众生之所以需要解脱,是由于他们的生存现实是十分严酷的,也就是说人生是苦,这是佛教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当时印度社会习惯于从常、乐、我、净四个方面来考查人生。一般人认为,人生并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值得满足的,人的寿命是有常的,人在满足各种欲望时是快乐的,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是可以把握自己的生活的,是有我的,人的外表、衣着、住处是清净的,因此世间及世俗生活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虽然其中也有痛苦,但总的来说是可以肯定的。对于这种世俗的偏见佛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人寿短暂,不可谓常,有受皆苦,不可谓乐,因缘和合,不可谓我,身中污秽,不可谓净,并以根本四谛揭示了人生的真谛。

  四谛,亦称四圣谛,相传为佛最初说法,也是佛教的根本教义,笑傲江湖心水论坛,大小乘一切经论皆由此建立。谛即真理之义,四谛,是指苦、集、灭、道。

  所谓苦谛,是说人生是苦。所谓人生是苦,是说人生的根本感受就是痛苦,这一观点代表了佛教对人生及世间的根本否定的态度,是佛教人生观的核心。要之佛教的立场,是说有受皆苦,并不是人生之中包含有痛苦的一面。为什么说有受皆苦呢?因为凡有感受,必然有受者与感受对象的区别,即能受与所受,有区别就有差异,有差异就有矛盾,这种对矛盾、不和谐的感受当然是痛苦。感受本身便体现了人生与环境的不和谐,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不可消除的矛盾,如果说完全消除了这种矛盾,那就不再会有感受,因此说有受皆苦。

  苦是人生的根本感受,为了具体说明人生的种种痛苦,佛教又对之进行了分类和概括,有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诸说,最后统一为八苦。所谓八苦,即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生、老、病、死是生理上的痛苦,是一种难以克服的自然规律,怨憎会、爱别离体现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奈,不愿见面的人偏偏无法躲开,愿意常相厮守的人又偏偏被拆散,而求不得又是一切痛苦的总括,因为所有的痛苦都是人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结果。人之所以会产生无法满足的愿望,产生种种贪欲,又是由于人自身的原因,是因为人由五种成分构成,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自体,这五种成分便是五蕴。

  五蕴,又名五阴,即色(物质,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构成),受(感受、感情,又谓之情),想(思维活动,又曰智),行(意志活动,名为意),识(总合前几种)。各类都是由众多因素积聚在一起形成的,故谓之蕴。五蕴与取(一种固执的欲望)联结在一起,又名五取蕴。由于五蕴炽盛如火,又名五盛蕴。人由五蕴和合而成,不得自在,就会产生种种对外界的贪求,贪欲的集结是痛苦产生的根本原因,如此就过渡到集谛。

  苦是当下的状况,而集则是说明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苦的原因是有欲,有欲的原因是有身,正是由于人身的有漏才导致了对外物的欲求,而人身的有漏又是由于它是由五蕴构成的,并非一个圆满的自体。也就是说,人身是多,不是一,人身内部的矛盾导致了对外界的依赖和追求,这就是痛苦的根源。所谓集,是指事物由因缘和合而成,是多种因素的有机的聚集,此即佛教的缘起说。

  苦、集说明人生当下的状态及其原因,说明人生受业力的驱动,不得自由,谓之流转。认识到了人生的痛苦及其原因,就要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消除苦难,这就过渡到了灭谛与道谛,此二谛是讲出离世间及其方法的,是摆脱流转的,谓之还灭。

  所谓灭谛,是指与苦相对应的清净寂灭的状态,也就是涅槃。涅槃是指远离杂染烦恼、出离生死轮回,从而实现真正的常乐我净,达到人的最高理想境界。从空的一方面讲,涅槃是纯净无染的,这是原始佛教所强调的灰身灭智;从有的一方面来讲,涅槃又是具足常乐我净等一切美好的德性的,这是大乘佛教所强调的。

  所谓道谛,是指出离生死、达至涅槃的方法和途径,一般概括为八正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后来又扩展为三十七道品,总括为三学、六度,总之都是讲出离世间的途径的。

  佛以四谛破除世人对世间及自身的迷执,显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净的正理,此三者谓之“三法印”,原来也包括一切皆苦,称四法印,但无常、无我即是痛苦,故将其略去,仍称三法印。由此可知世间不可留恋,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同火宅,色欲不可贪执,由是而生出离之想,发心修行,趋向涅槃。

  为了破除世俗众生对世间的贪执,早期佛教对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严厉的批评,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使世人摆脱对世俗生活的留恋,无法认识到世间及人生的本质,就谈不上发心修行。因此原始佛教选择了“离世而出世”的方式,即通过远离世俗社会来达到出世的目的。

  原始佛教选择远离世俗来出离世间是有其道理的,既然世间是杂染污秽的,就不可能在染污中得清净,当然要选择遗世独立、萧然物外的隐修方式;既然痛苦的原因在于人自身的贪欲和业行,就必须放弃无法避免各种业行和欲望的世俗生活,走向禁欲一途。这种“离世而出世”的修行方式主要表现为头陀行,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便是这一派的领袖和代表人物。

  头陀行虽然是不入聚落、隐修山林,但也并非是完全的苦行,而是一种非苦非乐的中道之行。因为佛通过自己的实践领悟到单纯的损害身体的苦行并不能使人悟道,不能从放纵欲望的享乐走向禁欲伤身的另一极端,因此选择了中道之行,既非纵欲,又非禁欲,而是最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清净之行(纵欲与禁欲都是损害身心健康的)。因此所谓头陀行的禁欲只是禁除无益的过分的欲望,并非自然的必要的需求。而且头陀行的远离世俗也是相对的,由于乞食的需要(印度佛教规定僧人不得从事生产)僧人也不得不进入村落,只是不久住一处而已。

  头陀行以独自修行为主,强调的是个人的解脱。自修自度、自成佛道是原始佛教的基本精神,因为众生自作自受,自己造业,自己受报,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既不受神灵的支配,也不受佛与菩萨的左右,因此责任也在自己,自己要为自己承担全部的责任,不可怨天尤人。既然是流转还是解脱完全由自力决定,不可依赖于他力助成,当然要选择自修自度,自我解脱,这并非是自私自利,也不是消极。

  原始佛教所讲的出离之果即涅槃,主要是从它离染、也就是空的一面来说的。强调的是出离生死轮回、远离烦恼妄识,因此以“灰身灭智”名之。所谓“灰身”,主要是说灭除邪欲,不入轮回;所谓“灭智”,主要是说远离分别,不落边见,要之“灰身灭智”就是在身心两方面都达到完全的清净,不可以“断灭”视之。

  佛教发展到后期,出现了自称为大乘的菩萨乘,将原来的原始佛教的声闻乘贬称为小乘。菩萨乘自佛灭后五百年左右(公元前后)开始出现,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在对待人生问题上,菩萨乘更强调共业,与声闻乘重视自业不同,由共业的相互增上,可以因胜掩劣,业力就由不可改变的决定因素变成可以增减、变化的东西了。由于强调共业,就必须改变自修自度的方式,转而重视相互的作用与影响,他力的助成与增上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条件,甚至可以成为解脱的方式之一了。由于强调共业,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世间的看法也就与前不同了。在消除共业的影响方面,离世自修的路子是走不通的,因此只能回到世间,通过相互的影响来达到共同净化和出离。世间不单是染污之源,还是解脱之本,对之不能再采取单纯的否定弃绝的态度,而是要在世间出离世间,也就是“即世而出世”。

  “即世而出世”之说是龙树一系大乘中观派的解脱理论。他们依据《般若》、《宝积》等经典,由“法性本寂”立言,以为众生之所以流转生死,饱受诸苦,是由于受烦恼妄惑的影响,贪执现象,不能明了诸法实际,是故造业受报,轮转不已。要想出世解脱,就必须获得般若正智,由此正智,现观实相,知法性本寂,故妄心亦止,妄心止灭,故得清净本心,心性寂净,便是涅槃。因此出世之关键,不在于形式上的远离,而在于心性的解脱。世间实际即涅槃真际,出世就是摆脱对世间外相的贪执,了达世间本寂(涅槃)之本质。破世间烦恼外相,就是出离世间。只要心无染著,就可达到涅槃。

  世间实际即是涅槃,依照实际而行就能与理相应,这种如实而行的修行之道就是瑜伽行。这种践行虽然是由世间趋向涅槃,但又强调不住涅槃。因为大乘的涅槃建立在对共业的消解之上,如声闻乘的自净其性而住涅槃就不可能了,因为即便自业已尽,也还是有余涅槃,因为还未实现全体人生的彻底净化,有一人未度,有一分染污,就不能算是圆满,这种涅槃就不容住著。瑜伽行本身又是出离世间的,当然也不能住著世间。因此瑜伽行不住两边,既不住于世间,也不住于涅槃,而是逐渐将世间由染污转向清净,由杂多转向纯粹,由单个的自业的消除到全体共业的净尽等。这种学说到无著、世亲的大乘瑜伽行派才趋于完善并有所创新,他们提出了许多新概念,尤其是以“转依”取代“解脱”,显示了积极的出离的意义。此即“转世而出世”。

  无著、世亲运用《阿毗达磨经》、《瑜伽师地论》等教典,对传统佛说进行重新解释,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世间广大无边,又如何转变呢?无著学系又强调从认识论人手,因为一切践行都离不开认识,而认识又须借助于种种名想(概念),一切名想都是经过长久的无数次的经验才会成就“世间极成”,即为同一社会中的人们所共许的。这种共同的理解和接受不仅停留在外在的形式即语言文字上,还内化于人的心灵之中,成为人的深层意识,因此即便是不解语的婴儿或哑巴,也同样有名想的认识。那么这些名想认识习气又究竟依止何处呢?瑜伽派提出一种与生俱来且相续不断的意识状态即“藏识”,称之为“所知依”,所谓转依,就是从藏识上着眼。通过认识的转变,来影响人的行为,将杂染、虚妄的认识转变为清净、真实的认识,从而使人的行动从造作恶业变为清净善行,由此也使客观环境得以改革。经过长期的净化,形成了种种向上的清净的名想习气,从而取代了旧有的杂染的名想,如此不断转换,认识、行为与环境都得以改变,最后染法除尽、净法圆满,达到转依的归宿即涅槃状态。或将这种转依分为染净依与迷悟依,一是转染成净,成就自性涅槃,一是转迷为悟(转识成智),成就自性般若。这两类转依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待的,由迷而悟,自然由染而净,反之亦然。

  菩萨乘不仅对于世间的认识及出离的方式与声闻乘不同,对于解脱的结果即涅槃的解释也不完全一样。菩萨乘主要是从有的一面即显正的一面来解释涅槃,即强调涅槃具足一切善因果,具有常乐我净等德性。这种常乐我净不同于世俗的执著,而是真正的常乐我净,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和根本追求。

  大乘佛教的“即世而出世”、“转世而出世”的思想影响深远,六祖惠能也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宗将修行与世俗生活结合起来,无修为修,无门为门,担水劈柴,无非妙道;动静施为,皆是菩提,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时至近代,太虚法师提出弘扬“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的思想,杨文会大师、欧阳竟无大师和吕澂先生倡导居士佛教、主张“佛法不离世间”,即是大乘佛教精神的进一步体现和发展。太虚法师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指出:“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要之人间佛教就是进一步将入世与出世结合起来,强调“即世而出世”、“转世而出世”,通过积极参与人类社会的改造、建设人间净土来完成慈悲度世的宏愿,将自利与利他、个人与社会、宗教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净化世间来出离世间。

  吕激先生在《正觉与出离》一文中指出,佛教“所出离的并不是整个的现实世界,而只是属于世间即所应破坏、变革的一切染污、不善成分”,“‘世间’一词在这里用来,是取它的‘应可破坏’的意义”,这就为以“即世而出世”、“转世而出世’’为旨归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人间佛教’’在今天已经成为僧俗两界的共识,成为中国佛教的主导思想,净化人生,革新社会,这是佛教最符合时代潮流的人生观,也是佛教人生哲学的新突破。